• 【图说历史】照片中的晚清政治家

  • 发布日期:2020-12-22 21:49   来源:未知   阅读:

  晚清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迁的时代。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批先行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提起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名字,大家耳熟能详,但他们的视觉形象是怎么样的呢?许多人并不熟悉。随着大批老照片被发掘,我们开始对他们的音容笑貌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对那个远去的年代有了更加深刻而亲切的印象。

  为什么研究老照片?我的体会,一是观相貌,看看那是一张怎样的面容;第二晓民俗,当年的生活习惯是怎样的细节;三是知变迁,让我们知道曾有一段怎样的发展过程。

  我今天主要是围绕着1850-1900年这段时间,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并逐渐为官方和社会各界接受,清朝上层统治者几次重要的摄影活动为线索,介绍一些官员们的形象,介绍总理衙门大臣的形象,介绍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李鸿章访问欧美等等故事,加深大家对中国近代历史在曲折中蹒跚前行的认识。

  2015年华辰春拍上,1879年,李鸿章会见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访华的原照出现了,估价1.5到2万,成交价40250元人民币。这是一张当年的原照,品质非常好,保存得也很好,是天津摄影师梁时泰拍的。照片左下角有梁时泰的签名,还有一位美国收藏家弗兰克·乔治·卡朋特的签名,他用原底印制这张照片,把名字做在印片上,可谓传承有序。

  这张照片也出现在2015年华辰春拍。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建了第一届内阁,这是内阁部分成员,包括蔡元培、宋教仁、唐绍仪、段祺瑞、王宠惠,原底洗印。成交价14950元。

  1887年5月8日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这天他和孙家鼐、徐郙等五人在孙家鼐家里拍照,自谓“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很多人以为翁同龢是一个改革开放人士,其实翁很保守,拍照都是破格了,显然此前他坚守过不拍照的信念。遗憾的是,这次拍的照片迄今尚未获见。

  照相术是1839年由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的,当时采用银板照相法,用一块镀有薄银的铜板,洗净抛光,放入有碘溶液或者碘晶体的箱子,让碘蒸汽与银发生变化,产生碘化银,然后装入暗盒,进行拍摄。拍这样一张照片需要30分钟曝光,再用水银蒸汽显影,最后放在热的浓食盐溶液中完成定影。这是最早的照片,那种照片每张都是单版照片。

  下面这张照片是达盖尔银法制成的清代满清女子的照片,做完后是一张铜版画,镶在镜框里,是化学的方式把影像保留下来。

  再看下面这张,1844年10月24日中国和法国双方代表在广州阿基米德号军舰上签署《中法黄埔条约》时,法国人于勒·埃迪尔拍的耆英和法国大臣拉萼尼的合影,现在看上去非常暗淡,品质较差。

  当时拍照的成本很高,一个人要保持30分钟不动,也比较困难。1850年英国人阿切尔发明了湿版火棉胶摄影法,把火棉胶溶于或酒精,再把碘化钠和少量的溴化钾与火胶棉均匀混合,涂布在干净的玻璃上,再将玻璃放入硝酸银溶液中,生成具有感光作用的碘化银和溴化银晶体。趁湿装在照相机的暗合里,然后去拍照。这种方式,摄影师要带着帐篷作为暗房,在帐篷里将火棉胶涂在玻璃板上,涂罢即拍,曝光时间大大缩短,并且形成了底片,可以再印制出若干份照片来。副片和正片开始分离。

  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湿版火棉胶的技术在摄影界独领风骚。但还是很麻烦,所以到了80年代就被工业化生产的溴化银干片取代。后来又用胶片,不再用玻璃底板。

  这张照片是1867年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景观,画面里有四家照相馆。此时的香港,拍照已变成商业活动,同时有一些非职业摄影师人群,比如外交官、传教士、军人,首先成为相机的使用者。华人中也出现了职业摄影师。官员、商人业余时间也玩起了摄影。

  1881年,朝鲜国王李熙派大臣金允稙带一百名朝鲜学生到天津游学。中国人向朝鲜人介绍军事技术、科学知识,就像中国人到欧洲一样。天津机器局会办潘骏德告诉金允稙,照相“甚易学,购买机械,不过费一百五十两银子,销一月工夫,便可学得。此亦从化学中来。弟曾讲化学,无所成就,惟通照像一法,自谙不让于人。如有传习之意,备机械、送人学习可也。”想想,潘骏德当时相当于一个厅级干部,他说只要花银子买设备,就包你学会,说明摄影在洋务官员中已成为一种私人可以掌握的技艺。

  也有人对拍照持审慎态度。1887年5月8日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这天他和孙家鼐、徐郙等五人在孙家鼐家里拍照,自谓“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他的第一次拍照,差不多比恭亲王整整晚了27年。很多人以为翁同龢是一个改革开放人士,其实翁很保守,拍照都是破格了,显然此前他坚守过不拍照的信念。遗憾的是,这次拍的照片迄今尚未获见。

  当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24日,中英双方在礼部签署《北京条约》。条约签署后,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请比托给恭亲王拍摄一张照片。恭亲王没有看到过照相机是什么东西,额尔金让奕訢坐着不要动。这座像迫击炮的装置使得恭亲王“神情恐惧,面如死灰”。

  摄影技术传播之后,中国官员们出现在图像中。除了刚才讲1844年用达盖尔法拍的耆英像外,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为中国官员拍的照片。下图左边的人是粤海关监督恒祺,右边是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这两张照片均摄于1858年,那时有拍照机会的中国官员还是非常少的。注意,他们的面部都是斜对着相机。当时有迷信的说法,说人若看着照相机,魂魄会被摄走。

  很多人听说过叶名琛,他是大学士和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因为守广州不让英国人进城,1859年被英国人抓走,关到印度加尔各答。在中国的文献里,一般对叶名琛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叶名琛打仗的时候,狂妄自大,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但是一个首相级的大官被抓,他自比“海上苏武”,带了一批食物到印度,吃完以后,因拒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还是有气节的。这是他生前的两张照片。绝大多数对近代史有了解的人,没有看到过叶名琛的形象。

  在二次鸦片战争中,代表清政府去与英法谈判的是桂良和花沙纳。桂良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老丈人,也是大学士。照片左边是吏部尚书花沙纳,当时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大沽炮台,咸丰帝派他们去谈判,最后签订了《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8日,桂良和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在天津海光寺签订《天津条约》。当时的画报不能直接印刷照片,需将照片制成版画,版画由很多密集的小点和线条组成,就像现在印钞票的雕版技术。同时,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也用版画的形式来表现。究竟这些版画有无照片为底本,需要辨析和研究。老画报上大多数版画都以老照片为底本,而且相似度非常高。也有一些版画,尤其是重大事件题材,是创作,没有照片。下面这是签订《天津条约》的画面,估计是创作而非摄影。

  签订《天津条约》后,桂良南下上海,他同花沙纳和两广总督何桂清与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英领馆签署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英领馆,1858年10月30日,他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这三个人右边是桂良,中间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左面是花沙纳。

  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已经有了随军摄影记者,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跟随英法联军拍过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的印度反英民族起义。1860年英法联军第二次攻打大沽口,最后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比托是随军记者,他拍摄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的照片,拍了北京城内的很多建筑,还给恭亲王奕訢拍下了人生第一张照片。

  当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24日,中英双方在礼部签署《北京条约》。条约签署后,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请比托给恭亲王拍摄一张照片。恭亲王没有看到过照相机是什么东西,额尔金让奕訢坐着不要动。这座像迫击炮的装置使得恭亲王“神情恐惧,面如死灰”。额尔金还要旁边的人不要走动。在场的中国人听到这句话也都被吓着了。那天光线日,额尔金在他强占的怡亲王府中会见恭亲王,坚持给恭王重拍照片。从画面上看,恭亲王神情忧郁,没有笑容。我们想想,圆明园刚被烧毁,北京在联军占领之下,他代表清政府跟英国人签了《北京条约》,心情怎么会晴朗呢?

  恭亲王第一次看到照相机感觉很可怕,似乎有门炮对着他,这一次他已经有了经验。“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官员那样深深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

  汤姆森是英国摄影师,也是一个很富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和旅行家,1837年出生。中学毕业后,在一个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当学徒,并学习掌握了湿板摄影,1862年随哥哥去远东旅行,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视觉文献资料和风土人情记录。1867年,他在香港开了家照相馆。此后的五年中,汤姆森游遍中国,南起香港和广东,北至长城,既游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了内陆地区。1870到1871年间,汤姆森访问福建。1871年4月,他前往台湾。此后,他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汤姆森摄影取材范围非常广,从王公贵族到街头乞丐、从皇宫寺院到田间村舍,他用镜头记录了欧洲人从未见过中国文化与人民。

  在我刚刚出版的新书《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打头的文章,就是讲汤姆森。2009年,中国知道汤姆森的人还非常少,我从英国威康图书馆的网站看到汤姆森拍摄的照片,十分震惊,就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介绍其拍摄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汤姆森是位重要的摄影家。他经常孤身一人,带着五六个挑夫,背着摄影器材和暗房,在城乡拍摄。他曾写道,当时一些地方还从未见过白种人,而士大夫认为,在各种妖魔鬼怪中,“洋鬼子”居于首位。“洋鬼子”是扮成人形的恶魔,双眼有穿透力,能够看透天上地下的珍宝,因此无往不利。他所到之处,常被看成危险的巫师,而照相机则被看成为神秘的暗器,与他的天生魔眼相得益彰,似乎他能够洞穿岩石山峦,看透人的灵魂,制成可怕的图像,而被拍摄者会神魂出窍,不出几年一魂归西。

  汤姆森还说,照相机一直伴随着他的旅行,成为他准确描述沿途一切有趣之物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工具。如果当年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游历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就会更加动人。我想,这是汤姆森对摄影技术怎么用于文化交流和文献保存的高度概括。

  汤姆森在中国拍了数百张照片,限于今天的主题,我不能更多地展开。这是两张现存李鸿章最早的照片,在很多书籍中也都使用过,但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拍摄,谁拍的。通过研究发现,这都是汤姆森给李拍的。

  汤姆森曾写道:“李鸿章位居中国十八行省的督抚之首,或许可以算作对中国发展和命运最有影响的人,现在他是汉族最伟大的儿子,也是我遇见过的汉人中最优秀的楷模。他有六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有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信心。”

  这段文字描写十分传神,假如我们不曾看过李鸿章的照片,理解还是概念性的。在19世纪之前,人们用文字描写,讲张飞如何、关羽如何,胡须如何飘动,眼睛怎么瞪着,给我们带来想象,但我们依然不知道张飞、关羽究竟长什么样。现在通过老照片看李鸿章,就有直观的了解,当看到李鸿章跟别人的合影,也可以感觉到李鸿章这个人确实较高,老照片使我们更直观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人物的形态。

  历史研究中的史料来源是非常广泛的。2013年11月份。我在上图做过演讲,谈如何用书信研究历史。从私人通信中发掘过去不被大家知道的材料。《秋风宝剑孤臣泪》中,除了书信,我还较多地运用了当时人的诗词,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以诗证史”,同时运用老照片和诗词做对照研究,可以获得综合的成果。

  1871年,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写过一首诗,题为《泰西照相人曰未士丹忱照恭邸及董司农恂、毛司空昶熙、沈司马桂芬后,复照余暨文协揆祥、成廷尉林三人,戏作短歌以纪其事》。这首诗,标题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他说的未士丹忱,就是汤姆森。诗中说未士丹忱是“沧海客”,“鹘眼虬髯方广额”,七个字描画出人物形象,恰好与汤姆森本人的相片可以对照。而“虚庭秋色湛清华,菊蕊桐阴纷荟蔚”十四个字,点出拍照的季节。这首诗,记录了汤姆森为恭亲王、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文祥、成林以及宝鋆本人拍照的历史事件。

  汤姆森这次为总理衙门大臣拍照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牵线安排的,地点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花园。汤姆森事后回忆,他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这段记述,充满画面感,和我们看到的照片对比,大体呈现了当时的场景。汤姆森给恭亲王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有假山等景观。汤姆森记录了恭亲王和他的交谈,恭王询问了他的旅程,特别对摄影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前面提到,恭亲王第一次看到照相机感觉很可怕,似乎有门炮对着他,这一次他已经有了经验。“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官员那样深深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这些文字,加上照片的画面,我们对恭亲王的长相留下深刻的印象。

  汤姆森还注意到,“大臣们都穿着不同颜色的缎面长袍,式样简单,前面开襟,腰间束着带子,深蓝色的绸领是从颈部到肩部像锥体一样立在那里,脚下穿着厚底缎面靴子,这种装束看上去很独特。”这些文字描述,对于老照片的画面也是重要的补充。

  在8月17日《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上,有我一篇专访,谈怎样来研究晚清的中枢重臣。认为一批当年真正在中枢主持工作的大臣迄今研究得非常不够。有的人以为中国近代史的上层运作,就是恭亲王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实际上远非如此。比如同治年间一直到光绪初年,主持常务工作的是文祥,《清史稿》点评说:“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尤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我原来也不知道文祥长相,现在看到,就是这么一个老爷爷的样子。丁韪良回忆录里有段描述,说文祥有着消瘦弯曲的身材和硕大的脑袋,他是实际上的总理,文祥曾经告诉他说,“你看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吗?这就是我的写照。”

  大学士宝鋆,同时也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和和文祥一样,是当时满清亲贵中仅次于恭亲王,并协助恭亲王主持工作的另外一个满族大臣。当然李鸿章说宝鋆,“佩公专说浮话不管实事……政柄乃沈、王主之,农部则王之专政也”。

  文祥去世后,中枢大臣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就由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来管。沈桂芬坐在恭亲王拍过照的假山前,叼着很长的旱烟袋,模样很逗。《清史稿》说,文祥死后,沈桂芬“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他在光绪六年最后一天去世,光绪七年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大臣就转到李鸿藻的手里。

  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董恂在外国人的眼里是卓越的学者,丁韪良说总理衙门中大多数文件是董恂起草的,恭亲王文笔斐然的国书都是出于董的文笔,从文件中可以看出董对进步事业的同情。他也是叼个大旱烟袋,手拿折扇。

  此外,这次拍照人员还包括另外两个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和成林。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但外国使节见不到中国皇帝,只有总理衙门一个部门可以和洋鬼子打交道。总理衙门大臣也不单独接见外国人,一有公使来访,就集体出席,招待吃糕点,吵架却不解决问题。洋人也很无奈,说总理衙门是“总不理衙门”,说总理衙门大臣看上去是一帮老头子,其实都是老太婆。

  所以我一直期待看看早期总理衙门大臣的形象。到底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我现在才知道成林是这样魁梧的身材。要感谢汤姆森,这次摄影,保存了晚清中枢政治家的视觉图像信息。因为没有这次摄影,文祥、宝鋆很可能就没有留下照片。迄今,我们也还没有看到过李鸿藻的照片。

  根据汤姆森的素材,有一张总理衙门大臣的版画,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这张画作的原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张创作。

  当时北洋海军从德国定制“定远”和“镇远”铁甲舰回国,醇王代表慈禧太后去检阅海军。京津之间没有火车,陆路要走三天,也很颠簸。结果醇王坐老式木船走水路,这本身带有一定的讽刺意义。梁时泰拍下了这张座船的照片。

  下面讲一下中国著名的摄影师梁时泰。梁时泰是广东人,最早在天津开有照相馆。光绪初年,他为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拍了很多照片。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梁时泰受邀专门作为职业摄影师去拍了照片。

  下面是梁时泰为李鸿章拍的照片。照片上有题款,写的是光绪四年(1878年),但“岁在己卯暮春闰三月”则应该为光绪五年,即1879年。光绪五年才有闰三月。这是李鸿章比较早的一张照片,看上去还比较年轻。另一张照片着了色,可以看到李鸿章的补子地抠底,把底片背景的颜色都处理成灰版,把服装做淡以后涂色上去,着色技术也很不错,这种照片是一种出售的商品。

  下面是李鸿章的便服照,李鸿章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茶几、椅子及旁边的花和上面的照片是一样的,说明李鸿章在这里拍了正面和侧面不同的照片。梁时泰还为格兰特访华的中美相关人员拍了合影。

  梁时泰也为醇亲王拍了很多照片,醇亲王是非常爱拍照的人,在同治年间他就拍了照片,从下面照片画面上看,醇亲王还非常年轻。

  醇亲王和左宗棠的合影非常罕见。1881年,左宗棠在西北平定了回民起义,平定了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侵略,从大漠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在军机处,他处处受到排挤,年底被放出去做两江总督。当左宗棠要走的消息发布时,所有大员们又都热络地为他送行。这张照片是醇亲王邀请左宗棠到家里告别,还写了一首诗,叫《十月初十日慈宁门外行礼后邀恪靖侯来邸以西法照并做漫题一律》。这个标题把拍照的日期讲清楚了。

  我们前面讲到,翁同龢在1887年才第一次拍照,但这次(1881年)因为醇亲王与左宗棠拍合影,他也凑趣题诗,“山河大地尽倒影,余事貌遍贤豪人。”“山河大地尽倒影”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因为当时照相机后背毛玻璃上的形象是反过来的,证明拍照的时候,翁同龢也在现场。翁同龢因为帝师的缘故,与光绪的生父醇亲王政治上走得很近。

  1886年春,醇亲王奉命巡阅北洋海防,李鸿章特别邀请梁时泰和德国摄影师来兴克随行拍照,梁时泰拍了很多著名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李鸿章派了木船沿运河去北京通州迎接醇王。当时北洋海军从德国定制“定远”和“镇远”铁甲舰回国,醇王代表慈禧太后去检阅海军。京津之间没有火车,陆路要走三天,也很颠簸。结果醇王坐老式木船走水路,这本身带有一定的讽刺意义。梁时泰拍下了这张座船的照片。

  5月16日,醇亲王到达天津,他与李鸿章及帮办海军大臣善庆在海光寺留下合影。

  5月19日,醇亲王在旅顺校阅驻防陆军,20日接见各国使节和前来观摩的英国海军提督哈密敦以及各舰长,会见结束以后,李鸿章提议一起合影。客人离去后,醇王传谕:“在事文武,上至提镇道府,下讫护卫队长,人各照一相。”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激励。醇王还为此另赋一诗:《照相得句(粤人梁时泰洋人来兴克)》把两个摄影师的名字都标上了。第一句诗就是“衣冠共是军中侣,形貌共联海上缘。”意思是说,都穿一样的军装,我们都是战友。

  他穿的是黄马褂,旁边两位一位是海军总办章京恩佑,旁边是宋庆,宋庆在甲午战争中也打了很大的仗。他们穿一样的衣服,不仅衣服一样,每个人都有一把佩刀,佩刀也是一样的。

  这张照片更加重要,一批文员,共九个人。八个是李鸿章手下的道台,包括盛宣怀、潘骏德、黄建笎、张翼、罗丰禄、袁宝龄、周馥和刘含芳,还有一个是天津知府汪守正(二排左一),汪是官员,同时医术高明,他曾和薛福辰一起治好了慈禧太后的疑难杂症。慈禧不放他远行,就近安排在天津,有病还可召进宫中。过去我看到过盛宣怀(前排左一)照片,对刘含芳(后排右一)、周馥(后排中)都见得很少,袁宝龄(后排左一)我追踪了多年也没看到照片,从这张照片看,都是气宇轩昂的样子。

  今年4月,我在“腾讯·大家”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发现的九位官员的大合影,有朋友看到消息告诉我,你说还没有找到醇亲王和英国水师提督的合影吗?他说Ebay上在拍卖一张版画,有哈密敦、李鸿章、醇亲王、丁汝昌及官兵在一起,于是我就将画片买回来,这张照片的原照还没有看到,但版画已经看到了,很有趣也很珍贵。

  醇王作诗《晤英国水师提督哈密敦》附有注释:“会毕留照一相,余与(李)相国、(善)都统中立,丁汝昌于左,哈密敦于右,其余各大员官弁兵丁洋人以此分立。”从照片上看,李鸿章长身鹤立。

  早期外交官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照片……当年就是因为他太太站在使馆门口,以女主人的身份迎接外宾,在国内《申报》上引起了风波,弄得郭嵩焘非常不高兴,与《申报》打了一场官司。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外交官是重要的开路先锋。这些外交官,也留下许多宝贵的照片。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天津条约》规定十年后修约,清廷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联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蒲安臣是美国驻华公使,在其任满之后,清政府委托他作为钦差,率使团访问欧美各国。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这两张照片,上面一张是蒲安臣使团的照片,下面一张是使团的版画,版画和照片大体一致,但人物的位置、紧凑度和角度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创作。同样可注意,照片中很多人拿着扇子。

  早期外交官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照片,《秋风宝剑孤臣泪》里有一篇专门讲郭嵩焘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第一场外交招待会以及后面引起风波的文章。当年就是因为他太太站在使馆门口,以女主人的身份迎接外宾,在国内《申报》上引起了风波,弄得郭嵩焘非常不高兴,与《申报》打了一场官司。

  下面这几张照片上的人都是曾纪泽,曾纪泽是继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的,在英国拍了不少照片。

  上海人李凤苞是一位中国早期的外交官,李凤苞的全家照,也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新书中我有篇文章为李翻案。过去说李凤苞买“定远”和“镇远”舰有巨大的贪污,但我发现了他在购舰合同中,签订了反商业不正当竞争条款,与德国人约定,绝不允许中国人拿回扣,也禁止外方行贿中国的监工和外交官。

  李凤苞为中国海军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回国后仍因拿回扣等谣传被弹劾革职。李凤苞从德国还带回一尊大理石塑像。“文革”时塑像被砸,现在已经修复,展存在上海崇明县博物馆,可与照片对比研究。

  这组照片还有个谜,从照片背面看,这是他们送给一位希阿小姐的。我们不知道六个大小伙子为啥要将照片送给她?这里一定有个美好的故事。

  我这里稍稍把视野再放宽些,介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北洋海军将领的早期照片。

  船政学堂学员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早期海军军官和造船技术人员。看看这些北洋海军将领,他们当年还是“小鲜肉”时,是什么模样。这些孩子当初被沈葆桢招到船政学堂,是那么可爱,到毕业的时候,20岁左右,都戴起了官帽。

  清政府在光绪三年组织船政学堂一批优秀毕业生到英国学习,这些年轻人已经二十岁出头,当年的小孩儿已经长大,这里的六个人是青年时代的萨镇冰、林永升,刘步蟾(上排左起)、叶祖珪、严复、林颖启(下排左起)。刘步蟾年轻的时候挺帅的,没有看到这张照片的话,我们不知道刘步蟾年轻时的模样。

  这组照片还有个谜,从照片背面看,这是他们送给一位希阿小姐的。我们不知道六个大小伙子为啥要将照片送给她?这里一定有个美好的故事。他们的英文写得都很不错,现在的大学生恐怕写不了那么漂亮。

  下面这张是林泰曾的照片。相貌也是非常清纯。1881年,林泰曾随丁汝昌在纽斯卡尔接收订造的“超勇”“扬威”巡洋舰。纽斯卡尔是英国火车之父斯蒂芬逊的故乡。6月9日,林泰曾和丁汝昌参加了斯蒂芬逊百岁华诞大型庆典,林泰曾以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愿中国他日推广铁路,大获其利。全场四百嘉宾均热烈鼓掌。次日,当地报纸称赞林泰曾英语演说“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足使胜会生色”。

  这张照片是丁汝昌在纽卡斯尔拍摄的。这一年他45岁。五年后,他在醇亲王巡阅海防时又拍一照。观察丁的着装,应当想起“衣冠共是军中侣”的诗句。

  当年中国留学生在皇宫般富丽堂皇的皇家海军学院读书(《秋风宝剑孤臣泪》里有一组照片可以参阅),国家为他们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我研究北洋海军,总觉得他们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没有打沉一艘日本船,一直为这个事耿耿于怀,也是很悲愤的。

  关于李鸿章访俄,我一直有个疑问,即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留下大量照片,为什么在俄国反而一张未见?

  李鸿章1896年4月出访俄国。上一年,中国因甲午战争失败,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预,迫使日本允许中国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从而造成中国统治阶层中亲俄势力大盛。李鸿章此次出访,借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代表清政府同沙俄秘密谈判《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约定两国共同防御日本,以达到战略上以夷制夷的目的。而俄国,此时正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为了加速施工,借中俄同盟抵御英日为借口,诱骗清政府同意将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境内,连接海参崴。中俄密约后来没能抵御日本,反而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回忆录中有一个著名的桥段,说在签约时他发现文本有误,协议把中俄的对手是日本的特别约定漏写了,变成任何国家攻打中国,俄国都要出兵。维特告诉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伯爵说不要紧,现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我们吃完午饭再签约,趁李鸿章吃饭的时候,俄国人把文本重新修改誊抄。这个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过去史学界拿这篇文章抨击李鸿章被人耍了都不知道。但是我通过考证表明,李鸿章所有的谈判,事先都向国内请示,也早将任何国家进攻中国,俄国都要出兵相助,改成只有日本侵华,俄国才出兵防御,这个改动获得清廷批准后,文本在几天前也已共同核对,不可能出现维特所述情况。再有,他们是在上午签约,午时,李鸿章已拍电报将签约告诉国内,因此也不存在下午签约的情况。

  关于李鸿章访俄,我一直有个疑问,即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留下大量照片,为什么在俄国反而一张未见?当年李鸿章后代将李鸿章的一批原照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图将其发表在《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中。去年某天,我与老照片的研究者徐家宁讨论这个话题,家宁认为肯定是有的。他给了我两个线索:第一,在这张访英照片的卡纸上,写有“莫斯科”的俄文字样;第二,所谓英国首相沙士勃雷,长得也不是这个样。

  左图:刊于《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卷第253页上的照片,原图说明是“李鸿章和英国首相沙士勃雷的合影”,而沙士勃雷的长相其实是这样的(见右图)。

  我专程到上海图书馆查阅,请教图册的编写者。她说我是有依据的。并调出原照给我看。原来这张照片上面还压有一张开孔的卡纸,上面有李鸿章儿子李经迈的亲笔题识:“光绪丙申 先文忠公奉使过英,其相沙侯邀游园邸,共摄此影。越三十二年,戊辰男经迈谨志”

  而在卡纸下面,原照贴在另一张照相馆专用的硬纸板上,纸板上果然印有清晰的俄文字样。看来,多半是李经迈做题识时搞错了,毕竟1928年距李鸿章出访,已经时隔三十二年。

  从这张照片的错误可以发现更多的讹误。刊于《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卷第254页上的照片,原图说明是“8月5日,李鸿章阿斯本海岛英王行宫,敬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并参观英国海军舰队。英国太子妃亲自为李鸿章摄影留念。英国首相沙士勃雷代表女王,向李鸿章颁发“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

  那么,照片中这个外国人究竟是谁呢?从维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照片看,显然不是。从年龄看,也不像时年28岁刚刚登基的沙皇。徐家宁很神奇地发给我第三个线日法文报纸La Vie Illustree的照片,在一篇讲述义和团的文章中,配有这幅插图,图注是:“泽列诺矣海军上将(LAMIRAL ZELENVY)及李鸿章摄于中国驻圣彼得堡使馆前”。我又去维基百科上查找泽列诺矣的资料,此人当时的职务是敖德萨总督。但从其经历和照片来看,似乎也对不起来。

  这个问题我尚未考察完结,我把它留给读者。这个案例也说明,我们即便看到了老照片,即便老照片带有说明文字,使用时还是要抱着审慎的心态,还要进行考证,否则仍会弄错。

  历史研究就是如此有趣,老照片研究就是如此有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知识和疑问。每个看来似乎正确的答案,其实未必准确。研究者,每每需要大胆设疑,仔细求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